长期以来，关于瞿秋白的历史评价在不同阶段经历了巨大的变化。1950年代，他因在革命中表现出的牺牲精神而受到高度赞扬；到了1970年代，却因被视为“叛徒”而备受指责。这种态度的反复与瞿秋白所作的《多余的话》密切相关。

1935年，瞿秋白在长汀监狱完成了这篇作品，国民党中统随即断章取义地将其部分内容刊发，误导公众认为他已对共产主义理念产生悔意。两个月后，瞿秋白被处决，坊间传闻称他在临死前对革命感到失望，然而鲁迅对此表示怀疑，认为这些文字可能是国民党的抄袭或伪造。

尽管国民党高层坚持认为是瞿秋白的真实反思，共产党对此则坚决否认，视其为对革命烈士的诋毁。在建国后，党的领导人对瞿秋白的英勇表现给予了认可，并在其遗体迁葬时称赞其高尚人格。然而，历史变化悄然发生。 新球体育官网首页

在瞿秋白被安葬于八宝山后，香港人士传达了关于《多余的话》原稿的消息，表示愿意高价出售。几年后，一本《瞿秋白传》中发表了这篇作品的完整内容及手稿照片，经过辨认后确认确为其亲笔。1960年代，政治气候发生变化，瞿秋白的评价也愈发严厉，最终被重新定性为“叛徒”。

1980年，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一项调查报告，明确为瞿秋白恢复名誉，表示《多余的话》并未出卖党的信念，是他在困境中坚持革命理想的表现。为何同一个人会经历截然不同的评价？这在于《多余的话》实际上是他在生命尽头对自我的深刻剖析，带有强烈的自我怀疑和反省。

鲁迅对这篇文章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，部分源于他对瞿秋白人格的信任。在那个动荡的时代，任何表达真诚之言都可能成为敌人攻击的工具，个人的坦诚可能在无意中伤害到集体的事业。毛泽东的失望情绪正是由于革命背景下对“软弱”的极低容忍度。他希望看到的是坚持信念、充满希望的革命者形象，而不是自我反思的弱者。 新球体育官网首页

这种评价并不是对瞿秋白个人品格的全面否定，而是基于当时革命斗争需要的严苛政治判断，反映出在革命年代，“多余的话”会导致潜在的政治风险。通过《多余的话》，我们得以窥见瞿秋白的真实面貌，他不仅是一位革命者，也是一位在历史洪流中挣扎的复杂人物。